[2](PP.543-536)唐先生并不如牟先生般，从心即理与心不即理(心理为二)及纵贯形态与横摄形态的不同来区分朱陆。
孙周兴认为,这种现象学方法有三个基本环节:现象学的还原(Reduktion)、现象学的建构(Konstruktion)和现象学的解构(Destruktion)。如《说卦》: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易经古歌考释》,第121页)所谓自天祐之,是说福祐来自上帝。《易传》帝字出现了7处,可分为两类。《集解》作‘右,引虞翻:‘右,助也。(《易经古歌考释》,第61-62页)总之,这个我即筮人,乃是童蒙即求卦者与天帝之间的中介,即神圣代言人。这里且以渐卦为例(《易经古歌考释》,第295-300页),当我们将渐卦的卦名、爻题、表示吉凶判断的占辞剔除之后,剩下的其实就是一首凄婉的诗歌: 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饮食衎衎。
同理,按照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孔子之所以没有天理这个观念,则是因为他并没有程颢那样的生活情境。但一般来说,在胡塞尔之后,特别是在海德格尔那里,按照生活儒学的理解,如果说解构的对象是存在者,那么,还原的结果就是达到某种前存在者的状态。《左宣》12年把德、刑、政、事、典礼并称，认为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
为什么？他说：器与名是君之所司也。(《左襄》26年) 第三，春秋人还把礼作为修身做人的基本规范和要求，礼被逐渐强化了伦理道德涵义。敬为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春秋把敬也看成有德行为。鲁国孟僖子为自己不熟悉礼仪而深为遗憾，谓礼，人之干也。
于是，在春秋出现了礼治思潮，礼从根本上取代德而居于天经地义的地位。《左隐》3年还有六逆六顺之说：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
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宁百姓，令闻不忘。《国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春秋时有一年，郑国的邻国宋、卫、陈都相继发生了火灾，整个郑国的人都有点人心惶惶，这时主管祭祀的官员计划用宝物来祭灶以求免除灾难，但郑国的大夫子产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七年》）。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中央官学中的一些掌握礼乐文化知识的的人纷纷离开周王室，或奔赴各诸侯国求售，或招收弟子开馆教学，或潜入民间研究学术。这里德礼连称，唯功用略有不同。
曲者委屈其情性以合于礼，直者本其情性以合于礼。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就说到其先祖世典周史。33年又说：敬，德之聚也。但史因记录的要求，因而发明文字，这是很自然而合理的。
春秋时代社会结构发生动摇，王室衰微，四夷侵扰，诸侯坐大，集中的表现就是礼崩乐坏。这就发生了天命与人德的相互抵牾，进而走向分裂、背离，人德逐渐摆脱了对天命的依附，获得了广泛的人学意义，成为对人性、个体主体自觉性的追求。
最典型的看法是《左昭》5年记载的晋国女叔齐的礼论，他说外交上郊劳赠贿之类的周旋之事是仪不是礼，礼是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有此四德者，难必抒矣。
又说：天地尊卑，君臣定矣。这一席话，说得景公连称善哉，并说：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左传·僖公》5年)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国语·晋语六》)。《左僖》28年把礼、信、刑 并称，认为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臧武仲对此提出批评，说神不是没有选择地享食一切献祭，如周公之神就只享食合乎礼义的献祭，不享无义之祀，也不会对无义之祀报以赐福。
春秋祭祀之礼不再用人殉，同时有了以人为主，以民为本，惟德是依的思想。(《左昭》2年)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先后大小，顺也。
《左僖》11年说：礼，国之干也。齐大夫仲孙湫说：鲁不弃礼，未可动也(《国语·齐语》)。
把器与名假人，无疑是把政权拱手相让。他用火与水作比喻，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
大篆出于宣王太史籀，小篆除李斯、赵高外，有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学篇，文字与古代之史不可分，也是无可怀疑的。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左传·庄公》32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其次，春秋人对礼的治国安邦的重要性及作用有普遍的认识。无礼，无以立(《左昭》7年)，临终前嘱其子师事孔子以学礼。
是说君子对自我的尊重，加强修养，然后推己及人，就是礼。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
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再者，天不会培育新的有德者，也就减少了对天的神圣感，逐渐把天看一种自然现象的体系。
学干禄、求富贵之士固然很多，但也有许多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仁人志士，对天下无道的现实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刺激，从而引起对历史的深沉的思考。邪而诅之，将何益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郑伯用鸡、狗、猪等来祭神，以诅咒射杀颍考叔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惩戒犯错误的人，可当时的思想家却认为，郑庄公这样做已经偏离了治国安邦的正确道路，因为政治是管理老百姓的，刑罚是以正压邪的，出现这种邪恶的事情是由于当政者既没有施之以德政，又没有威之以刑罚，仅仅用诅咒的方法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巫术迷信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是没有实际效果的，只有通过加强国君的道德修养和政治修为，以刑罚的方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才能够真正治理好国家。
二是在由重神向重民逐渐转化过程中德成为社会普遍而多样化的道德。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最终以礼为依归，才能造就完善的人生。二、礼思潮的兴盛 礼的变化与德不同，主要是西周礼乐文化中制度、仪规层面的礼制体系不断崩解的情形刺激着统治阶层的一部分人，他们觉得若任其发展下去，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左昭》25年载郑国的子大叔在转述了子产夫礼，天之经，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话以后，继续发挥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文化的进步，是随史官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而进步的。
在女叔齐看来，礼是国家的政治生命所系，其根本的在于维护国家的稳定，使政令畅达，社会安定，民众归服。那么，礼又是如何来到人类社会的呢?他说：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在春秋242年中，无论前期后期，社会变迁，世道衰微，而君臣大夫、平民百姓，言及社会人生，莫不以礼，礼成为当时一个普遍话语。同时，德本身又拥有与神、人同等的独立实在的价值：于神为不详，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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